宋代历史与福州城市发展 | 少年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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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

宋代是福州城市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人口数量大幅增加，城市规模也有较大扩增。按照现有资料，北宋初年福州人口有94475户，到北宋末年已经增长至211552户。分析人口增长主要原因，我认为一方面由于唐末以来北方战事不断，即便是宋朝建国以后北方地区也时常处在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下，而南方地区特别是福建一带相对安定，始终没有较大的战乱。这促进了北方中原地区不断有移民进入南方，提供了外来人口输入。同时我认为人口的增长与经济增长也是相辅相成的，宋朝的建立为福州带来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外来人口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配合福州地区本身的气候条件适宜，促进了最基础的农业经济发展，福州地区能养活的人变多了，这就会提高本地的人口增长率，同时进一步吸引外地移民。

宋代时期注重文治，福州地区在这时期出任知州的著名文人贤士很多，蔡襄、张伯玉、程师孟、曾巩、辛弃疾等都在列中。许多贤能有谋略的官员为福州城市建设做了贡献。

北宋初年，福州刺史钱昱对福州原有的子城的进行了扩展，增筑东南的“外城”，这次扩建，让福州城的面积比原来的子城扩大了十倍。熙宁二年，太守程师孟又扩展了福州西南隅，使得外城形成新的商业区和居住区，子城内外都设置了“里”、“坊”、“社”，唐末初步形成的三坊七巷格局到宋代完善定型。这样一来福州逐渐以子城为行政中心，子城以南的居住区则渐突破旧的坊市制度，形成较为自由和开放的街巷。码头商业区南移，并在西面入城的河口地带，形成西草市。货物集散地和主要的商业服务区分布通航河道两岸，形成城市的经济中心。从此福州核心城区的规模完全形成，直到晚清前都没有太大变化。

可以说，城市规划面积的扩大是有利于解决人地矛盾，吸引外来人口的。城市功能分区在宋代日趋完善，这就说明城市整体的规模和组织结构已经比较成熟了。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在经济繁华地带对坊市制度的突破也是整个宋代坊市制度变迁的局部体现，这在以往资料中只侧重对国都附近城市进行论述的特征，也在福州城市的发展中得到了印证。

福州面临闽江，多数地理地貌是最近几千年泥沙新堆积而成，海拔不高，春夏季常梅雨连绵，晚夏初秋有经常遭受台风洪涝，所以福州城内很容易内涝，兴修水利成为宋时城市建设一大议题。在这个时期，程师孟于在职期间疏浚护城壕，并架桥12座；蔡襄任福州知州期间也大兴水利。这些工作使得福州的城市内河水网体系在宋代形成，惠泽了福州地区的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在过去，这些内河遇到洪涝时可以疏水排流，闲时也可以简单运货。而且内河本身就能够刺激城市景观建设并引导人流，影响到后期整个城市的发展格局。

随后福州的城市景观建设开始走向成熟，自宋庆历四年，蔡襄任福州太守时就倡导植榕，而后张伯玉任福州太守三年，他发动群众“编户植榕”，形成了“绿荫满城，暑不张盖”的城市景观，改善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福州的“榕城”之名由此而来。至今福州街头巷尾的榕树仍然是城市景观与文化重要的一环，在民间鬼神信仰较浓重的当地也将榕树与神灵崇拜相挂钩，得到福州人民的珍爱。再如福州的西湖水域也在宋代得到扩大，增添景观，既作为一项水利工程，也能够丰富市民生活，辛弃疾在任期间就在其词作《贺新郎·三山雨中游西湖》中留下了“烟雨偏宜晴更好，约略西施未嫁”的传世佳句。

市民生活

宋代福州市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福州百姓的娱乐生活开始丰富。历代文献尤其爱对福州地区元宵灯会的景象倾注笔墨。淳熙年间，福州知州梁克家主持编撰《三山志》以记录福州地区的风土人情，这部现存最古老的福州地方志也动用了许多篇幅来描绘福州上元的灯火。其中记录了元宵节的活动内容，最为精彩的就是挂灯与赏灯活动。

书中记载元宵全州放假三日，并且解除宵禁，各个官府及城里寺庙都挂灯球、莲花灯、百花灯、琉璃屏等各类灯彩。官府的铺排最大：”官衙左右二院，各悬三五盏灯，直径均达丈余，簇百花其上，燃蜡烛十余炬。对结彩楼，争靡斗艳。又为纸偶人，作缘竿、履索、飞龙、戏狮之像，纵士民观赏”。可以看出在元宵佳节，各类花灯不可胜数，场面壮观繁华，而且城内官民同乐，接着文中写到“朱门华族设看位，东、西衙廊外，通衢大路，比屋临观。仍弛门禁，远乡下邑来游者，通夕不绝。”城内富贵人家大张灯筵供人欣赏游乐，而且城市管理者还放开城门之禁，让远乡各邑的游人也来观赏，甚至通宵达旦。这些都可以看出福州城市在元宵佳节的热闹繁华，也侧面反映出福州城市经济水平的发展。诗歌时常以浪漫的笔锋描绘世事风情，时人方孝能在其诗中这样写道：“灯外风摇沽酒旆，月中人数买花钱。少年心事如飞絮，争逐遗香拾坠钿。”看似白描的手法，却能够恰到好处地传达情感，既写出了宾客赏灯醉酒的情态，以及少年男女月夜追寻的乐事，好像在展现着太平盛世中最为欢乐的兴会场景。

但是这种繁华盛世的场面并不是当时整个社会的完全面貌，我们不难看出元宵节的这些排场大都由上层阶级主持，百姓只提及参与观赏。在《三山志》中还提及这样的事情，元丰年间，福州太守刘瑾在元宵节间不问富贫，每户科灯十盏，“海滨四先生”之一的陈烈就在鼓楼谯门的大灯之上题诗，以为民请命，诗中这样形容：“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惟恨笙歌无妙曲”。这首诗很直白地点出了当时城市居民贫富差距之大，并控诉太守官员搜刮民脂的行为。也许我们可以以小见大作出猜想，古代文献描述的许多宋代城市的繁华景象，背后都暗藏着日渐严峻的贫富分化现象。对于此事的结尾，志书中记的是“瑾闻而谢之”，可见刘瑾还算是一名善于听取批评，能够认识自己错误并道歉的官员。并且我们看到这种告状控诉的方式相当直烈，直接在官家大门的灯上写诗讽刺，官员也并未怪罪。既可以看出陈烈自身的大胆，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官民气氛还算融洽，知识分子责任感强，文官也听得进知识分子的意见。

商业的发展

随着宋代商业的发展，商品贸易的供需集散地开始扩散。福州所处的闽江口受潮汐影响很大，涨潮的时候，船只可顺潮而上，比较省力地抵达福州城内；当潮水退去时，船只又可以顺潮退出城外。同时福州城内水运系统发达，促使福州港借助闽江流域作为广阔的经济腹地，并基于这种条件发展航运贸易商业，这在宋代已有较大发展。宋人龙昌期在其诗作《三山即事》描述了当时“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繁华景象。蔡襄就任福州太守的时候，在其所著的《荔枝谱》中说福州在北宋就有舟行至新罗、日本、琉球、大食等国家，可见宋代福州港的海外贸易贸易已经开始活跃了。北宋后期，由于泉州设立市舶司，福州港在对外贸易地位上逐渐被泉州赶超，但在国内沿海贸易往来中仍然是一个重要港口。到了南宋初年，文献记载这一时期的福州港有面阔一丈二尺以上海船300余艘，并且还有专门为海商提供海船的“番船主”，推动了海上交通、贸易发展。

海上贸易本身的繁荣与宋朝中后期中心城市靠近沿海，经济重心向东南沿海侧重有关。但是整体来看福州的港口贸易发展势头逐渐不如泉州地区，我试着分析原因，第一点是宋朝以来对南方地区的开发进一步加强，泉州地区地理位置更靠南，较福州而言更适合作为沟通东南亚一带的口岸；其次是福州城市的地理地貌呈现盆地结构，周边地区平坦地貌比较稀缺，且福州的核心城区不直接临海，航船需要穿闽江口入江才可抵达城内，而河道相对海路更显蜿蜒，对行船并不有利。泉州一带沿海地区则地形更加平坦，城市中心也相对更加临海，因此对行船而言是更加吸引人的。福州长期以来作为福建的省会，其在军事政略上上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但在宋代，商品经济开始发展繁荣的时期，外向型的地理特征反而更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一点在往后的时代中影响日趋深远。

手工业

两宋时期福建地区包括冶金，纺织，制茶，造船等领域都有较大发展。对福州地区而言，宋代是福州历史上刻书事业发展的高峰。当时福州地区的刻印产业主要是以宗教经藏的出版驰名天下，是当时全国的宗教书籍刊刻中心。福州开元寺、东禅寺、涌泉寺等都刊印过众多宗教典籍。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崇宁万寿大藏》《毗卢大藏》和《万寿道藏》三大藏经的刊刻，总卷数近两万卷，雕版超过40万块，镌字达3.01亿字以上。工程之大，卷轶之繁都是前所未有的，充分显示了两宋时期福州地区刻印技术之发达和刻书力量之雄厚。

探讨福州能有这方面成就的原因，首先应当是社会环境稳定，政策比较宽松带来的。宋朝提倡文治，鼓励图书出版，并且出版政策相对受限不大，刺激了刻书业的兴起和发展。其次就是这一时期造纸业的发达。福建地区山林众多，竹林和木材资源丰富，为发展造纸业提供了非常优质的物质条件基础，宋代福建就是著名的产纸区，福州的地区下属的许多县城都有成规模的造纸产业。造纸业的发达降低了刻书的成本，使得福州能够生产出物美价廉的书籍。除此之外，我们注意到福州刻书产业大都集中在宗教文本上，这是由于宋代福州地区佛教发展盛况空前，寺院数量惊人。至庆历中，福州十二县已有寺庙1625座，居全国之冠。繁荣发展的寺院经济为寺院刊刻宗教典籍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使福州在不到百年时间,共镂刻两部大藏经和一部道藏,总卷数达近2万卷，其刻经总卷数比已知的福建在宋朝310余年间所刻其他诸书的总卷数还多一倍。总的来说，宋代福州刻书业的发达能够连带着促进各类图书的普及，有力地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文化教育

唐和五代以来，福建地区的文教事业逐渐摆脱了原有的落后状态，并且在宋代开始全面兴起。作为整个福建地区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的福州地区也达到了文化教育的黄金时期。福州地区当时书院众多，著名的就有三山书院、拙斋书院、濂江书院、竹林书院等。教育也借此深入到城市各个角落，程师孟曾言福州“城里人家半读书，学校未尝虚里巷。”凡是在一乡一里，都有数十人至百人的书社，里面也有一些四五十岁的读书者。他们不以老为耻。可见当时福州城市读书风气浓厚，城市里的教育普及程度高。北宋元祐五年，福州举士达3000人。如此大量的人数，其余地区都难以比并，福州过去也从未有过。南宋时期福建的4525名进士中，福州占据2249名，近乎一半都来自这里。

分析福州的文化教育事业能在宋代有如此大发展的原因，首先就是宋代重用文士，使得这时候任职福建的官员重视兴办教育，推行教化，毕竟整个意识形态都朝着方面倾斜，那么经济发达地区自然也会紧跟潮流。其次就是前文提到的宋代造纸业、印刷业的发达，为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个很多文献不曾提到的原因，福建地区可利用耕田不多，而在两宋时期人口激增，人地关系的矛盾加剧，在这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农田不够养活人民，因此会有大量人口选择钻研仕道，另谋出路。因此八闽大地上出现了学校遍布，书院林立的繁荣景象，整体上促进了福建教育的普及和科举文化的发达。

总结

通过上述几个方面的整理分析，我们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福州城市的各方面发展是两宋时期大城市尤其是沿海大都市发展的一个缩影。城市规模扩大与经济发展带来的里坊制度逐渐打破、海上贸易的兴起、手工业的发展繁荣、文化教育事业的各项成就都符合了在许多宋代历史研究文献中提到的社会整体状况；而福州地区也依凭自身条件，发展出了独特的城市特点。以这种细化到特定城市的研究方法既有利于深入理解宋代整个社会格局的演化变迁，也能够帮助我理解自己所在城市的历史风貌。